《开学第一课》长征故事:贺龙将军

发布时间:2016-09-02 编辑:莹莹 手机版

  贺龙元帅是共和国将帅中最富传奇色彩的一位,下面是由yjbys小编为你精心编辑的一份《开学第一课》长征故事:贺龙将军,欢迎阅读!

  《开学第一课》长征故事:贺龙将军

  贺龙元帅出生在素称蛮荒之地的湘西,没有念过多少书,更没有读过任何军校,两把菜刀劈盐局,领导桑植起义、南昌起义,成为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贺龙元帅乐观豁达,为人幽默,有时甚至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天真可爱。这里,辑录几段元帅轶事,以见元帅风采。

  虎胆贺龙

  贺龙从小胆量就非常大,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孩子头。7岁时,父亲在朋友面前夸他胆大,朋友不信,想试试他的胆量,吃饭时悄悄在饭桌下面开了一枪。刺耳的枪声把大家都吓了一跳,只有贺龙手不停筷,就像没听见一样。13岁时,贺龙跟着姐夫当骡子客赶马帮。贵州凯里是湘、黔、川、滇有名的骡马市场。贺龙天性爱马,有一次在市场上,看见一匹黄骠马雄壮异常,留恋得舍不得离开。卖马的云南人嘲笑他:“你一个小伢子看什么马?有本事骑上它跑一圈,这马白送给你。”那是一匹烈马,主人正是因为无法驾驭才要卖它。贺龙一听,来了劲,从汉子手里接过缰绳,纵身跳上马背,任骏马乱踢乱跳,就像粘在马背上一样,马市的人吓得大气都不敢喘。最后,烈马被降服了,云南汉子信守承诺,果真把马送给了贺龙,从此,少年英雄贺文常(贺龙的原名)的名声就在湘黔川滇边区流传开来。

  1927年冬,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化名王国珍,隐蔽在上海霞飞路17号。当时,国民党悬赏十万大洋捉拿贺龙,上海到处都有通缉贺龙的布告和相片。贺龙却若无其事,仍然经常邀请中共秘密党员胡琴仙去看电影,进馆子吃饭,到照相馆照相。胡琴仙不敢出去,贺龙就笑她是“三请樊梨花,都不肯出寨”。

  1933年,贺龙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时,有一次在永顺县城被敌人十多万兵力四面包围,最近的敌军离永顺县城只有几公里,枪声清晰可闻。贺龙却没事一般在猛洞河边钓鱼,敌军即将进城时他才慢吞吞地收拾钓具,带着警卫沿河离开。当天,敌军占领永顺县城。三天后,数万敌军跟踪追击到永顺十万坪时,被贺龙部队包了“饺子”,俘毙敌数千人,取得了历史上著名的“十万坪大捷”。

  贺龙巧施“空城计”

  贺龙巧施“空城计”,大败向子云发生在1929年7月。当时贺龙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湘鄂西地区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斗争。1929年6月,贺龙利用桑(植)鹤(峰)联防“剿匪”指挥陈策勋与国民党军周朝武部在桑植互相倾轧之机,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与陈策勋团防队激战3小时,全歼陈部一个独立连后,成功解放桑植县城。桑植县是贺龙家乡所在地,1928年3月贺龙在桑植县城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号。可是由于敌人的强大,该县得得失失,几易其手,贺龙始终未能在这里站稳脚跟。因此,桑植城的这次失而复得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贺龙进城以后抓紧根据地的开辟工作,领导当地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组建了中共桑植临时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一时间,桑植城内红旗招展,穷人子弟纷纷参军,红军的影响空前扩大。

  桑植城内的景象让“湘西王”陈渠珍坐不住了,他紧急召开“剿共”军事会议,妄图收复失地。谁曾想,由于贺龙领导的红军在湘西一带连战连捷,大大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陈渠珍的“剿共”军事会议开得一塌糊涂。他在会上连问数遍“谁敢讨伐贺龙”,竟无一人敢应。

  正当陈渠珍垂头丧气之时,他手下第1警备军第3团团长向子云主动请缨:“军长不必多忧,想那贺龙早已今非昔比,兵不过千,枪不过百,有何难打!军长不必长他人志气,灭自家威风,子云我愿意提兵前往!”他拍着胸脯向陈渠珍表示要捉住“活龙”,消灭红军。向子云本是贺龙部下的旅长,自恃对贺龙及红军的情况比一般军阀头子有所了解,刚愎自用,一贯骄横,根本没把贺龙放在眼里。加上因为去长沙,没来得及参加陈渠珍的“剿共”军事会议,对会场上的气氛也没有深刻认识,所以,当他看到陈渠珍因为攻打贺龙一事焦头烂额,便主动请缨,想乘机立上一功。

  在获得陈渠珍同意后,向子云开始调集自己驻扎在永顺的军队,准备对桑植发动进攻。贺龙得知旧部来犯的消息后,胸有成竹,从容自若。他专门写信给向子云,叫他“不必来攻,来则送枪而已”。贺龙的信使向子云气急败坏。7月初,他命令副团长周寒之率2个营的兵力作为先锋,正式进犯桑植城。由于当时有人提出贺龙军中有神兵,刀枪不入,向子云还专门让他的军队随军带上了鸡血、狗血等,以备破神兵之用,整个军队是奇形怪状,乌烟瘴气。

  面对周寒之的来犯,贺龙与中共湘鄂西前委采用“诱敌深入”的战术,一面以主力埋伏于桑植城北八斗溪西北高地,一面以部分兵力与周寒之部接触,佯装失败,诱敌横渡澧水进入主力埋伏区。周寒之果真上当中伏,仓皇后撤,然而为时已晚,未来得及渡河,大部就歼,本人也当场毙命。先锋出师未捷却全团覆亡让向子云在军阀中颜面扫地。他决定亲率1000余人伙同桑植、大庸、慈利等地县团防与贺龙领导的红军决一死战。

  为了彻底消灭这股顽敌,知己知彼的贺龙专门针对向子云傲慢骄横、狂妄自负的毛病,给他预备了一出“空城计”,准备“瓮中捉鳖”。他向红军指战员们指出:“向子云是我的旧部,很善于用一字长蛇阵,打仗有股子猛劲。他这次兵多将广,装备又好,我们不能与他硬拼。若不然,他损失三千人马,我们至少也要赔上两千,这样子打就太不划算喽!他不是要夺桑植县城吗?我们就让他攻进城来嘛!然后……”

  计谋已定,贺龙根据桑植城的地形特点,命令红四军主力全部撤离桑植县城,埋伏在城北梅家山、八斗溪、白家冲一线,同时拆掉县城东、西、北三面城墙,烧毁城门,从而使向子云可以轻松入城,却不能轻松守城。为了切断敌人的退路,贺龙还专门布置谷志龙一部红军守在城南大山三百磴。贺龙的“空城计”是万事俱备,只等向子云来了。

  由于贺龙摆下“空城计”,向子云这次行军可谓是所向披靡,一路无阻。他率领部队迅速渡过澧水,顺利向桑植县城前进。当他们到达桑植城,整个桑植城城门遭到烧毁,有些城墙也拆成了豁口,城里除了一些卖柴、卖菜、摆小摊的小商贩,没有红军的一兵一卒。向子云的警卫营长见状放不下心,他提醒向子云桑植是座空城,谨防中了贺龙的“空城计”。可是向子云根本没把警卫营长的话放在心上。他哈哈一笑,自负道:“你成了司马懿啦。当年诸葛亮坐在城楼上独自抚琴,左右安排两个琴童,还把城门打开,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可是城内却没有什么人马,城外也没有伏兵。可惜司马懿优柔寡断不敢进城,贻误了战机。如今贺龙破坏了城门和城墙,分明是逃跑无疑,他哪里还敢再唱一出‘空城计’?”向子云迫不及待地吩咐手下向陈渠珍发电告捷,并命令部队开进城内准备张罗祝捷大会。

  谁知好景不长。正当向子云沉浸在轻易攻克桑植城的喜悦之中,贺龙亲率主力部队,犹如神兵天降,从城北门猛烈冲杀进来。城后及城对面各高地上潜伏的红军也马上跟着杀进城来。向子云见情势不妙,才知中计,赶紧率部逃窜。他带领残兵从西门逃出,直奔城外的赤溪渡口,然而这里的渡船早已被潜伏的红军撑走。向子云的残兵败将一部分缴械投降,一部分溺毙水中,他本人也不得不抓着马尾巴泅水逃命。可惜天公不作美,由于上游暴雨,山洪下泄,河水格外的湍急,急浪滚滚,向子云被卷入水底,一命呜呼。贺龙巧施的桑植城“空城计”大获全胜。

  施用“空城计”要求战斗指挥者必须知己知彼,有胆有谋。一出桑植城“空城计”将贺龙高超的战争指挥艺术展现得淋漓尽致。在贺龙的巧妙布置下,红军以伤亡仅数十人的代价,缴枪1000余支。敌部除逃逸100余人外,几乎全部被歼。这是红四军建军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震动了整个湘鄂西,极大地鼓舞了红军士气,也在我军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

  智勇贺龙

  贺龙虽然没有进过军校学习,却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磨炼成为卓越的军事家。在几十年的军事生涯中,他的战争指挥艺术可圈可点的地方随处可见。最能体现他以弱胜强的神勇和高超的战争指挥艺术的,当数长征中的乌蒙山大回旋。

  1935年9月,蒋介石调集130多个团“围剿”湘鄂川黔根据地,企图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逐步压缩对红二、六军团的包围圈。数十万人对一万七千人,兵力和装备上的悬殊注定这是一场残酷的战斗。贺龙指挥二、六军团欲北先东,计划是向贵州突围,却偏偏先从东南方向一举突破敌人防线,占领了辰溪、浦市、淑浦、新化、兰田和湘中著名的锡矿山,直接威胁长沙。同时还在湘中建立了抗日游击队、抗日大同盟、抗日义勇军等38支抗日武装,补充了3000余名新战士。蒋介石见围歼红军于龙山、永顺、桑植之间的计划破产,立即改变部署:以樊嵩甫纵队的4个师和李觉纵队的3个师为主,组成“追剿军”,由何键当总司令,“追剿”红二、六军团;陶广纵队3个师和郭汝栋纵队8个团开抵沉江西岸,负责堵截;汤恩伯纵队2个师防守长沙,妄想把红军消灭在澧水和资水之间。

  根据这一情况,贺龙指挥红军向东急进,造成东渡资水的假象,把何键这十几万人引向东面。然后两次抢渡巫水,转兵贵州,把数路追兵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完成了贺龙长征中的第一次“神来之笔”。

  红二、六军团到贵州后,蒋介石随即下令贵阳行营主任顾祝同指挥5个纵队进攻二、六军团,郭思演、孙渡两个纵队从东西两面防堵,川军杨森、李家钰沿长江布防,总兵力已达120个团,阻止红军北上。危急关头,贺龙指挥二、六军团进入乌蒙山区。

  乌蒙山南北走向,平均海拔2000米,山高谷深,人烟稀少,气候恶劣,且瘴疫流行。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与敌周旋,困难是可以想见的。贺龙再次上演起声东击西的计策,率领红军一个劲向西北方向猛插。顾祝同误认为红军要过金沙江,于是命令万耀煌、樊嵩甫、郝梦龄3个纵队转向西北追击。贺龙看准这个机会,马上指挥二、六军团东向镇雄,希望从这里脱出敌人的包围。红军从西北突然东去,顾祝同以为红军被追得筋疲力尽,走投无路,开始瞎闯了,便命令尾追的3个纵队全部东进。当贺龙从敌人的两名逃兵中得知万耀煌亲率国民党军第十三师从章坝向镇雄追来时,当机立断,杀了个回马枪。他命令红六师十一、十二团到章坝迎敌,要求他们拉得猛,打得狠,把敌人打乱。“逃跑”的红军突然杀了回来,而且一下子冲进了万耀煌的司令部。敌军一下子就被打乱了,几乎失去了控制。万耀煌在溃乱中只身逃脱,免于一死。郝梦龄纵队拼命赶来援救,贺龙立即命令二、六军团向前急进,摆脱敌人。

  就这样,贺龙指挥二、六军团在乌蒙山中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南,一会儿又向西北,拖着敌人辗转回旋,搞得顾祝同晕头转向,拖得万、樊、郝3个纵队疲惫不堪。就在此时,贺龙率部突然以迅猛的动作从郭汝栋和樊嵩甫两个纵队的接合部向西北方向跳出包围圈,兼程急进,在昭通、威宁之间,穿过孙渡的防线,直奔滇东。

  贺龙要渡过金沙江北上的意图被敌人知道后,敌人集中了数十个团再次围追堵截。贺龙审时度势,指挥红军放弃从元谋渡过金沙江的计划,在蒋介石的3个纵队追到之前,佯攻昆明,吸引十多万滇军回防昆明。当围堵红军的滇军全部回防昆明后,红军突然调头,从石鼓、丽江安全渡过金沙江。蒋介石如梦方醒,急令军队匆匆忙忙赶到金沙江边,只看见红军留下的一条大幅标语:“来时接到宣威城,走时送到石鼓镇,费心,费心,请回,请回!”

  福将贺龙

  在人民军队里,人们都把贺龙元帅称为福将。他十多岁从军,打了几十年的仗,身经百战,除抗战时期有过一次毒气弹中毒外,没有受过一次伤。许多次生死关头,他都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南昌起义前夕,隐藏军中的国民党特务企图谋害贺龙,策划了一次士兵闹饷事件。贺龙前去解决,正当他站在台上讲话时,刺客在底下向他打了一枪。可能是被将军的神威所震慑,凶手心慌意乱,竟近在咫尺却一连几枪都没有打中。

  1933年夏天,贺龙指挥红军被数万国民党军在大庸县中湖与兴隆交界的沸塔坡追上了,一场恶战不可避免。沸塔坡是个“鲤鱼脊”地形,中间一条脊岭岗,两面都是坡。当时红军已登上脊岭岗,若不打,就要下另一面的坡,那么,敌军从这面登上山冈之后就占据有利地形。敌我双方兵力悬殊,加上红军武器陈旧,弹药奇缺,硬拼的话,红军肯定要吃亏。情急之下,贺龙摆起了“疑兵阵”,他先将火线拉开,等敌人一到山下,步枪、机枪和仅有的几门迫击炮一起向正面的敌军开火。国民党军一见红军炮火如此猛烈,一时摸不着虚实,不敢乱动,架起机枪朝山上乱扫。打了一阵,贺龙吩咐红军战士满山烧起烟火,扎些稻草人迷惑敌人,之后则率红军队伍抽腿走了。就在红军撤退的时候,“嗖”地飞来一颗迫击炮弹,不偏不倚刚好落在贺龙面前。战士们全都大张着嘴巴,吓傻了。贺龙面不改色,大步跨上前,用脚将炮弹踏住,说:“伙计,你可千万别炸呀。”说来也怪,那枚冒着青烟的炸弹插在地上,青烟渐渐地消失,竟然没有爆炸。

  情义贺龙

  贺龙既是一位战功赫赫的元帅,又有着平凡人的情怀,他对亲人、朋友、同志、下属可谓情深义重。

  贺龙13岁便当骡子客,赶马帮讨生活。他人小,下驮子,铡草喂骡子都很不容易。有个叫张盛勤的骡子客,当时32岁,和贺龙结伴赶骡子,像兄长一样关照小贺龙。后来,贺龙不再干骡子客了,和张盛勤分手时,张大哥流着泪把十几吊钱塞进贺龙的手中:“常伢儿,我看你是个有大出息的,走吧,咱们后会有期。”

  小贺龙感激地说:“张大哥,眼下我没有别的好报答,发个愿,愿你百岁不老。”

  20年后,贺龙当上了国民革命军军长,专程去看望张骡客,离老远就喊张大哥。“张大哥,给你些骡子吧。现在我赶的骡子可多哩。”张骡客赶忙说:“不要不要,你的骡子多,有大用场。你当了军长,还来看我,这就是我的造化了。”贺龙说:“张大哥,么子军长?还不就是跟您赶骡子的常伢子?”贺龙给张骡客一些钱,张骡客也不要,说:“贺军长还记得你发过的愿吗?一定要送,我就要你发过的愿。”贺龙说:“记得记得,那好,愿你百岁不老。老天敢不随我愿,我就跟老天干!”

  说来也巧,张骡客果然活了102岁,直到1980年7月病逝于桑植家中。

  1950年2月25日,大西南刚解放,贺龙就想起了他开始革命时的战友刘达武。刘达武是云南人,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后来,他追随贺龙,参加了北伐和南昌起义,在红二、六军团攻打石门的战斗中,被打断了双腿,长征后与贺龙失去了联系。大西南解放后,贺龙立即打听起刘达武的情况,当得知刘达武全身瘫痪,靠磨石为生时,他流下了眼泪,立即把刘达武的儿子刘冠群接到成都。

  刘冠群来到贺龙家中时,贺龙拉住他的手,上上下下地打量:“像,鼻子眼睛都像你老子……你老子有饭吃吗?”

  刘冠群伤感地小声说:“他负伤以后,回了云南大理,靠磨大理石过日子……”

  贺龙慢慢把头仰起,问道:“该有70岁了吧?。”

  “今年整70。”刘冠群小声说,“有什么办法呢,没田没地,没房没钱,老的老,小的小,只有靠两只手磨石头吃饭。”

  “你马上发个电报!”贺龙将夹着雪茄的左手一扬,大声说,“要你老子到四川来。先到重庆,就在重庆等我!”

  刘冠群垂下头,难过地摇一摇:“他来不了……他的两腿都残废了,一步也不能走……”

  贺龙眼圈蓦地红了。“北伐的时候,我们打公安,打输了。部队在澧州两三个月,搞整顿。周逸群抓政治,你老子抓练兵。打宜昌,吴佩孚的兵比我们多,枪比我们好,被我们打得落花流水,我们一个师就把宜昌拿下来了。那时候,贺锦斋是旅长,你老子是第一团的团长。”贺龙在会客室里缓缓踱步,吸一口烟,回忆着说:“你老子始终跟着我。可惜呀……石门一仗,你老子打残废了,贺锦斋打死了!他在汉口医伤,还帮着买枪买子弹。后来敌人‘围剿’,我们就没有办法和他联系了……”

  后来,贺龙把成都革命大学校长李长路叫来,把刘冠群送进了学校。

  此后,贺龙多次给刘冠群去信,关心他的学习和工作情况;多次给刘达武去信,并请十四军军长李成芳带去照片,带去关怀和问候。大理县县长也受托同李军长一道去慰问刘达武。1952年刘达武病逝,贺龙因公务繁忙,没能抽出时间去见见这位老战友,深以为憾。

  湖南省原人大副主任石邦智是苗族人,14岁参加红军,贺龙经常亲切地称他为“小苗子”。1950年,石邦智从部队转入地方工作,任湘西苗族自治州州长。每一次到北京开会,石邦智都要去看望贺老总,带上几块元帅爱吃的家乡腊肉。不管再忙,元帅都要抽出时间在家里接待他,亲切地说:“‘小苗子’,我记得你是永绥人(今湖南省花垣县)吧,行啊,现在是我的父母官了。”石邦智长征时还是十几岁的孩子,到抗日战争期间升班长、排长、连长,1949年时仅仅是一个团长。贺龙部下有千军万马,却对一名普通的苗族战士记忆如此深刻,接待如此周到,令人感动不已。

  幽默贺龙

  贺龙元帅性格率真豪爽,风趣幽默,有时甚至有点孩子气,即使是在失败面前,也保持着乐观态度。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隐蔽起来,周恩来找到他,说:“你的首级可值钱了,蒋介石悬赏十万大洋收买你的脑袋咧。”贺龙连连摇头:“掉价喽,掉价喽!起义前,蒋介石为了拉我,给我五百万现光洋外加一个汉阳兵工厂,还封了个武汉卫戍司令,我就是不跟他走。现在蒋介石怎么又那么小气了!”老红军石邦智回忆说,红二、六军团过草地到达甘肃岷县的哈达铺,一出大草地,贺龙就搞了一个孩子气的庆祝仪式:命令全体将士朝着大草地每人撒了泡尿!元帅善于演讲,他语言生动风趣,通俗易懂,鼓动性强,几句话下来常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后来,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大部分官兵对红军改名,戴上青天白日帽徽不理解,抵触情绪很大,换装成了部队领导头痛的一件事。一二〇师在陕北的庄里镇举行了一次庄严的改编暨抗日誓师大会。朱德总司令、任弼时政委都到了。朱总司令主要讲了换装的必要性、抗日救国的道理,提出了一些要求,最后带领大家高呼抗日口号。任弼时讲了一会儿,也是重申换装的重要性,台下一万多名官兵鸦雀无声。接着,贺龙作了演讲,风格截然不同,他说:“10年前我们为什么丢开白帽子带红帽子,今天为什么收起红军的帽子戴上国民革命军的帽子?国民党的帽子我戴过,国民党的官服我穿过,因为国民党叛变革命,我痛恨它,不穿了!今天国难当头,为了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我愿意带头穿上灰军服,戴上白帽徽。别看我们外表是白的,可心是红的,永远是红的!”最后,贺龙语出惊人:“只要是为了民族解放的事业,老子穿花裤子都可以!”话音一落,满场一片笑声,连一向严肃的朱老总和任弼时也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就这样,一二〇师的全体官兵都高高兴兴地换了装。

  贺龙爱好体育,自幼习武,战争年代只要有空就举举石锁。他尤其喜欢小孩子,一出门,孩子们都喜欢小尾巴似的跟着他。贺龙只要抓住一个孩子,就把这些十三四岁的小孩当石锁举,逗着要他们叫“爹爹”才肯放。他的部队有剧社,有球队。解放后,贺龙任国家体委主任,有一次,在全国武术比赛获奖代表座谈会上,贺龙和队员们切磋起了武艺。谈得兴起,他绾起衣袖,露出肌肉来,孩子气地对队员们说:“以前,我也是个武术爱好者,年轻时,我可以一拳打破一个大南瓜!”

  贺龙元帅好动,爱闹,很少有安静的时候。调到北京工作后,他和陈毅、罗荣桓住一起,经常拉着两人一起聊。陈毅和贺龙性格相投,两人都爱笑爱闹,风趣幽默,如果两个人在一起,经常是妙语连珠,让人忍俊不禁。二十六届世乒赛是第一次在我国举办的世界性赛事。赛前,国家乒乓球队心理包袱很重。贺龙拉着陈毅去看望参加比赛的运动员,为运动员减压。贺龙第一句话说:“今天,我们不是来向你们要奖杯,不是给你们增加包袱来的。”

  “哈哈哈……”会场上响起一阵轻松的笑声。他接着说:“我们的乒乓球队从1953年第一次参加世界锦标赛到现在,还不到9岁,是个‘红领巾’!一个9岁的娃娃,要把30多个国家包起来,把7个奖杯都当包袱背起来,是背不起的。身上没有‘杯子’,就可以放松打。7个杯子压在身上,就打不好。7个杯子你们都留下,人家远道而来,一个杯子也争不走,岂不扫兴?我们一个杯子也不要,准备别人全拿走……杯子不稀奇嘛,中国做得最好,你们要,自己可以多做几个。”

  一席话,让大家更是乐不可支。这时,陈毅元帅站起来说:“贺老总说得对!有啥子‘包袱’嘛?你们打输了,我请你们吃饭!”

  贺龙大笑:“打输了,陈老总请客。打赢了,我请你们吃饭。总之,都有饭吃。”

  两位元帅一唱一和,引得屋子里又一次爆发出愉快的笑声。

  【延伸阅读】

  红军长征介绍:

  1934年10月,由于博古、李德等人 “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同时留下部分红军就地坚持游击战争。8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为了给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索道路,命令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到湘中发展游击战争。10月,红六军团与红三军(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会合,并创建了湘鄂川苏区。

  1934年10月上旬,中央红军主力各军团分别集结陆续出发,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及直属纵队离开江西瑞金。10月21日,中央红军从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新田间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沿粤赣边、湘粤边、湘桂边西行,至11月15日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三道封锁线;然而李德等领导人一味退却,消极避战,使红军继续处于不利地位。中央军委决定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经浴血奋战,于12月1日渡过湘江(即第四道封锁线),由于连续苦战,红军由8万余人锐减5万余人,剩余3万余人。12月中旬,抵达湘黔边时,毛泽东主张部队放弃原定进入湘西与第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开会,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使红军避免了覆亡的危险。

  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1月15~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制定了红军之后的战略方针,从而在最危险的关头挽救了红军和中国共产党。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常用"生死攸关"来形容),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3月,组成了实际上以毛泽东为首,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他们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名义指挥红军的行动。

  遵义会议后,鉴于川敌布防严密,中央红军确定撤离遵义后,在川黔滇边和贵州省内迂回穿插。特别是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中央红军灵活机动地创造战机,运动作战,各个歼敌,以少胜多,从而变被动为主动。随后出敌不意,主力南渡乌江,直逼贵阳,迅即西进,4月下旬以一部在翼侧策应。5月初,抢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红军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族区。接着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6月中旬,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

  红四方面军原在川陕根据地,为了向川甘边发展,1935年3月28日至4月28日取得强渡嘉陵江战役的重大胜利。然而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等擅自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亦称川陕苏区)向西转移。5月初,共八万余人开始长征,中旬占领了茂县(今茂汶)、理番(今理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以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为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决定将两个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跨过草地,抵达班佑、巴西地区。8月底,右路军一部在包座全歼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约五千余人后,打开了向甘南前进的门户。9月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拒绝执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并要挟中共中央和右路军南下。毛泽东等于9月10日急率第一、第三军(后组成陕甘支队)继续北上,夺取腊子口,突破国民党军渭河封锁线,经固原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城),先期结束了长征。11月21~24日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党中央和红军扎根在陕北奠定了基础。

  在国民党重兵对鄂豫皖根据地围攻的情况下,红二十五军和鄂豫皖省委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于1934年11月从河南罗山县开始西移,在鄂豫陕边建立根据地,粉碎国民党军两次“围剿”。次年7月过陇东,9月与陕甘根据地的第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第十五军团。第一、三军团到达后,与之合编为红一方面军。

  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红军二、六军团,于1935年11月从湖南桑植出发,转战湖南、贵州、云南三省,击溃国民党军的拦截,渡过金沙江,经西康、四川,于1936年6月底至甘孜,与张国焘率领的南下受挫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二、六军团合组为二方面军。7月,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在红一方面军接应下,10月先后在甘肃省会宁县城和静宁县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军长征结束。(可参考电视剧《长征》)1933年10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动员近100万国民革命军围剿各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农村根据地,并以50万兵力重点进攻中央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要控制地区)。

  在前四次战役中,由于实施毛泽东的运动战方针,国民政府军没有达到预定目标,均以撤退告终。在第五次战役中,由于毛泽东失去领导权,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原名秦邦宪)采纳德国军事顾问李德的建议,放弃过去四次反“围剿”斗争的积极防御方针,将这场战争定性为国共之间的决战,采用军事冒险主义,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要求红军在根据地之外抵抗国民革命军,决定在国民党之前抢先行动,发动所有红军展开全面进攻,并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但中央苏区只有10万左右的正规军和数万游击队,在抢先进攻后不久即遭到巨大损失。这时共产党方面决定进行阵地防御,辅以“短促突击”(短距攻击),意图抵挡国民革命军的前进。但这个行动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不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府瑞金的北大门广昌陷落,红军死伤一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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