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感人故事

时间：2022-03-23 11:28:59 励志故事我要投稿

红军长征感人故事（通用6篇）

　　故事一般都和原始人类的生产生活有密切关系，他们迫切地希望认识自然，于是便以自身为依据，想象天地万物都像人一样，有着生命和意志。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红军长征感人故事（通用6篇），欢迎大家分享。

红军长征感人故事（通用6篇）

　　红军长征感人故事篇1

　　茫茫的草海，一眼望不到边。大队人马已经过去了，留下一条踩得稀烂的路，一直伸向远方。

　　干粮早就吃光了，皮带也煮着吃了。我空着肚子，拖着两条僵硬的腿，一步一挨地向前走着。背上的枪和子弹就像一座山似的，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唉！就是在这稀泥地上躺一会儿也好啊！

　　迎面走来一个同志，冲着我大声嚷：“小鬼，你这算什么行军啊？照这样，三年也走不到陕北！”他这样小看人，真把我气坏了。我粗声粗气地回答：“别把人看扁了！从大别山走到这儿，少说也走了万儿八千里路。瞧！枪不是还在我的肩膀上吗？”

　　他笑了起来，和我并肩朝前走。他比我高两头，宽宽的肩膀，魁梧的身材，只是脸又黄又瘦，两只眼睛深深地陷了下去。

　　“小同志，你的老家在哪儿？”他问我。“金寨斑竹园！听说过吗？”

　　“啊，斑竹园！有名的金寨大暴动，就是从那儿搞起来的。我在那儿卖过帽子。”

　　一点不错，暴动前，我们村里来过几个卖帽子的人，爸爸还给我买了一顶。回家来掀开帽里子一看，里面有张小纸条，写着“打倒土豪劣绅”。真想不到，当年卖帽子的同志竟在这里碰上了。

　　我立刻对他产生了敬佩的感情，就亲热地问他：“同志，你在哪部分工作？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呀？”“我吗？在军部。现在出来找你们这些掉队的小鬼。”他一边说，一边摘下我的枪，连空干粮袋也摘了去。“咱们得快点走呀！你看，太阳快落了。天黑以前咱们必须赶上部队。这草地到处是深潭，掉下去可就不能再革命了。”

　　听了他的话，我快走几步，紧紧地跟着他，但是不一会儿，我又落了一大段。

　　他焦急地看看天，又看看我，说：“来吧，我背你走！”我说什么也不同意。这一下他可火了：“别磨蹭了！你想叫咱们俩都丧命吗？”他不容分说，背起我就往前走。

　　天边的最后一丝光亮也被黑暗吞没了。满天堆起了乌云，不一会儿下起大雨来。我一再请求他放下我，怎么说他也不肯，仍旧一步一滑地背着我向前走。

　　突然，他的身子猛地往下一沉。“小鬼，快离开我！”他急忙说，“我掉进泥潭里了。”

　　我心里一惊，不知怎么办好，只觉得自己也随着他往下陷。这时候，他用力把我往上一顶，一下子把我甩在一边，大声说：“快离开我，咱们两个不能都牺牲……要……要记住革命！……”

　　我使劲伸手去拉他，可是什么也没有抓住。他陷下去了已经没顶了。我的心疼得像刀绞一样，眼泪不住地往下流。多么坚强的同志！为了我这样的小鬼，为了革命，他被这可恶的草地夺去了生命！

　　风，呼呼地刮着。雨，哗哗地下着。黑暗笼罩着大地。“要记住革命！”——我想起他牺牲前说的话。对，要记住革命！我抬起头来，透过无边的风雨，透过无边的黑暗，我仿佛看见了一条光明大路，这条大路一直通向遥远的陕北。我鼓起勇气，迈开大步，向着部队前进的方向走去。

　　红军长征感人故事篇2

　　“长征苦，最苦是雪山草地。”90岁高龄的老红军郝毅缓缓地说。

　　采访中，提到雪山草地，几乎每一位经历过长征的老人，都用了一个“苦”字。

　　爬雪山、过草地，今天已成为人们体验长征精神的重要方式。然而，红色大军的雪山草地之行，却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死亡行军。

　　夹金山下的硗碛村，红军翻越夹金山纪念碑矗立山间，与远处的`夹金山遥遥相望。

　　主峰海拔4950多米的夹金山，被当地藏族同胞视为“连鸟儿也难以飞过”的神山，也是长征中红军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1师4团作为全军先遣队来到夹金山下，拉开了长征路上最为悲壮的行程的序幕。

　　“那天是农历五月初四，他们从山上下来时，穿的衣服五颜六色，什么样式都有。人都很瘦，差不多皮包骨头了。”回忆起红军到达四川小金县达维镇的情景，92岁的张绍全至今记得很清楚，“来自南方的红军战士身着破烂的单衣，打满血泡的脚上缠着干树皮……”

　　“实在冷得不行，大家就人靠人挤在一起。继续行军时，总有一些战友再也不能起来。”当时只有19岁的郝毅说。

　　有一天，郝毅实在走不动了，朦胧间看见前面有一块大石头，就把小包袱放在上面，想坐下来歇息一会儿。谁知，刚一坐下，大石头就歪倒了——原来是前面部队牺牲的战友，身子已经僵硬了。

　　老红军刘承万提起过雪山，仍忍不住悲痛的泪水：“好多战友一坐下去就再也起不来了。许多人冻僵了，滑倒后像炮弹一样飞出去，在冰崖下没了踪影。”

　　党岭山是长征路上红军翻越的海拔最高的雪山。当时，老红军刘洪才刚满21岁。

　　“党岭山，党岭山，上下总有二百三，终年积雪无人烟，十人上山九不还。”刘洪才跟着部队走到山下，好心的藏族同胞前来劝阻：上去的人不是陷在冰穴里活活冻死饿死，就是被“山妖”抓去连尸体都找不到……

　　夜幕降临，刘洪才和战友们挤在雪洞里，用体温相互取暖，极度疲劳的他们睡着了……

　　“第二天，我们醒来了，只有副班长还躺着，一动不动。我喊了两声，他也不理。”刘洪才过去一推，才知道副班长已经冻死了。

　　红军长征感人故事篇3

　　在悲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活跃着一群特殊身影，她们中有女干部，也有普通女兵。饥饿、疾病、血战、死亡，没有什么能阻挡住她们前进的脚步，这一群可亲可敬的巾帼英雄在弥漫的硝烟中一路穿行。

　　1995年冬天，他同作家董保存穿行在北京城区的大街小巷，苦苦寻找当年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那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耗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然而他们依旧乐此不疲，因为每一个采访对象都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惊喜，一种久违的精神在召唤着他们、激励着他们、感动着他们。

　　尽管，当年风华正茂、叱咤风云的红军女战士大多已经告别人世，而女红军留在漫漫征途上的那些美丽故事依然那样荡气回肠、动人心魄。

　　1935年4月初的一个晚上，女红军们刚拖着疲倦的身体赶到贵州盘县附近的五里排，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一群敌机嗡嗡地叫着突然从山后飞过来，其中一架快速俯冲下来，一阵激烈的子弹迎头扫射，三枚炸弹投向休息营地。战士们迅速趴在路坎下、田沟里、坡地上，高高低低的地势把一些人遮蔽起来，但要命的是一些红军伤员躺在担架上根本动不了。

　　贺子珍本来是隐蔽在路边一道土坎下的，但她不顾个人安危爬出去疏散担架，这时，一枚炸弹投了下来，在她身边顿时腾起一股烟尘……

　　敌机飞走了，枪声、爆炸声停止了，硝烟和尘土渐渐消散开去。贺子珍的身体里嵌满了弹片，鲜血把军衣浸染得殷红。

　　一场紧张的抢救开始了。警卫员骑马去总卫生部请来李芝医生，为贺子珍救治。李芝先为贺子珍打了一支止血针，然后做了全身检查，发现在她的头部、上身、四肢共有17块大小不一、深浅不同的弹片，在没有实施任何麻醉的情况下，手术开始了。贺子珍疼得浑身大汗淋漓，眼里噙满泪花，却坚持一声不吭。身体浅层的弹片终于被一块块取出，而深入体内的弹片却难以取出，成为战争留给她的一份永久纪念。

　　红军长征感人故事篇4

　　1934年，刘湘围攻川陕苏区。红军撤离时，红军战士李中权的9个家人，因恶霸的报复被迫全部跟着红军长征。李中权虽然与母亲同在长征队伍中，但只有过3次短暂的相见。三别母亲，最终阴阳相隔。

　　第一次见面是在1934年春天，李中权在通江遇见母亲，当时两人都已经知道李中权父亲的死讯，但都在向对方隐瞒。由于身有任务，李中权匆匆离开了母亲。

　　第二次见面是在1936年3月，李中权在宝兴县意外遇到母亲。母亲拉着他的手，高兴地顾不上回答他的问话，目不转睛地瞧着他，好像永远看不够似的。第二天一早，队伍就要出发了，李中权又一次匆匆和母亲告别。

　　第三次见面是在1936年5月，李中权带一个排到东边红一团检查工作，路上，在丹巴东边遇见了母亲，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李中权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形：“母亲面容极度憔悴，神情忧郁，只是呆呆地望着我，似乎累得已经不能开口了。”

　　李中权说：我向母亲辞行时，母亲双眼满含泪水凝望着我，什么话也没有说。我望着远去的队伍，牵过战马，把它交给了中柏弟弟，留给母亲乘坐。

　　李中权的母亲后来在过草地时去世了。

　　多年以后，李中权才知道母亲去世的具体情况。他含泪写下一段话纪念母亲：“我亲爱的母亲，儿时时刻刻都在怀念您，此种心情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娘呀，你同父亲一样，是生得苦，死得苦；但父母长征途中生得光荣，死得伟大！这种精神是能够荣传万代，光照千秋的！我亲爱的母亲你安息吧！”

　　红军长征感人故事篇5

　　曾玉是红五军团参谋长周子昆的妻子，本来不在长征的名单中。但她实在舍不得离开红军，舍不得离开自己的丈夫。竟然挺着7个月大的肚子，悄悄跟在队伍后面一路走了下来。

　　部队在翻越老山界时，正遇追兵迫近，曾玉肚子疼得厉害，马上就要生了。

　　追兵越来越近，红军们只好把她从马上扶下来，搀着她走。可是经过一路颠簸和惊吓，曾玉怎么也走不动了。大家架着曾玉一步一个血印朝前走，想找一个稍微安静和安全点的地方把孩子生下来。但莽莽山林中，不见一户人家。几个女红军只好找来一把枯草，把曾玉围起来。孩子就出生在了这把枯草上。

　　这是红军长征途中的第一个婴儿，可还没等她睁开眼睛，母亲就只能把她留在出生的地方，期待能有人收养……

　　孩子的哭声还在继续，红军们只能架起欲哭无泪的曾玉继续赶路。因为，这位年轻的女人不仅是母亲，更是一位战士，纵然有千般不舍，也只能含泪前进。

　　红军长征感人故事篇6

　　1935年12月19日中午时分，贺龙率领的第二军团部分主力，从管竹进入岩石乡。三个穿灰布军衣、身背短枪的战士来到三房院子，见一妇女抱着小孩慌慌张张走进自己家里。战士跟着走进她家堂屋，见她房门紧闭，便轻轻地敲门说：“嫂子，请你不要害怕，我们红军是为老百姓服务的，请你开开门，我们有事和你商量。”青年妇女叫欧阳香元，丈夫在外做挑夫，她听到敲门的声音不是很急，喊话的声音也很平和，就开了房门。

　　战士见她屋内还有一间空房，便提出：“嫂子，今天晚上借你这间空房搭个铺住一晚上，你看行不行?”欧阳香元虽没有完全听懂他们的话，但知道他们是要借房子住，于是脸上露出了同意的笑容。过了一会儿，有位战士领着一位身材高大魁梧、身穿兰布长衫、留有八字胡子的人来到了欧阳香元的家门口，后面跟着二三十个穿灰布军衣、背短枪的战士，在禾坪里整整齐齐地站成两排。那个八字胡子对大家讲：“我们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为人民求解放的，我们有铁的纪律，大家千万要注意，不能进年轻妇女的卧室内；”接着又讲，“我们红军无论走到那里，都要关心群众，爱护群众，群众家里的东西未经主人同意不能搬动，借东西一定要还，损坏和丢失东西一定要照价赔偿，这样我们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才能团结群众去打倒蒋卖国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欧阳香元从战士们的表情上，看出八字胡子是个大官。

　　听他讲话句句为老百姓着想，认定红军是好人。她怀着兴奋的心情走到院子里去，把那个八字胡子讲的话告诉别人，直到天快黑时才回家，她走到堂屋门口见地上搭起了铺，那个八字胡子和另外两个人在煤油灯下看地图，一边看一边比比划划。她想知道那个大官是个什么官，于是走到门外悄悄地问一个小战士：“那个穿兰布长衫、留着胡子的是你们的什么人?”小战士轻声地告诉她：“是我们的军团长，苏维埃政府的贺主席，我们都喊他贺老总。”她听后心里嘀咕，原来他是个大官，难怪战士们都规规矩矩听他讲话。她走到房内，一位女战士非常和气地请她坐下，像亲姐妹一样和她拉起了家常。在交谈中她问女战士：“你是哪个的老婆?”女战士很爽快地告诉她：“我是贺龙同志的爱人，今晚住在你家，真麻烦你了。”她知道了住在她家里的是红军的大官贺龙主席一家人，不好意思地说：“这房子不好，没有好好收拾，真对不起你们，”女战士说：“等打完仗以后，穷人就有好房子住了。”

　　第二天清早，部队要走了，有些战士在收拾行装，有些在打扫卫生，有个战士走到欧阳香元嫂嫂雷青菊面前(住她对门)再三询问是否有损坏和丢失的东西，雷青菊讲：“只有一个木脸盆没看到。”那个战士不一会拿了一个铜脸盆对她说：“如果找不到就用这个脸盆，找到了就留做纪念，红军的纪律都是贺主席规定的，你一定要收下。”贺主席和战士们走时，群众都含着热泪相送，战士们也不时地回头，依依惜别。几十年过去了，欧阳香元没有忘记当年的“贺主席”。1961年，她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的挂像时，一眼就认出了当年住在自己家里的贺主席，高兴地说：“你们看，我们的贺主席又回岩山来了，又到我们家里来了。”可敬的先烈第二、六军团自从撤离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后，國民党的军队始终跟踪他们、搜索他们，妄图把他们消灭在长征途中。

　　12月21日中午，从高沙开往花园的第六军团，有的在李家渡一带休整，有的在行进途中。战士们虽然头上都用树枝、绿叶作了伪装，但國民党飞机还是发现了目标，丧心病狂的投下了6颗炸弹，20位战士当场光荣牺牲，数十名战士受伤。当时年仅12岁的王康元正赶着牛回家，一位红军战士见状，急忙跑过去，尸把将王康元按倒在地，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他。王康元安然无恙，而那位战士却血流如注。王康元的叔父王仁德知道后，深为红军战士舍已救人的精神所感动，为了报答红军战士的救命之恩，他冒险同李明生、刘大炳等20多个贫苦农民一道，将烈士的遗体安葬在蛇形山一块空地上。

　　但红军走后不久，一些土豪劣绅心怀鬼胎煽动说，“红军葬的地方是‘风水宝地’，是李家渡的‘龙脉’所在。现在‘龙脉’挖断了，‘龙神’不安，只有把红军的尸体挖出来，丢到河里去，才能保住‘龙脉’，恢复‘风水’。”为了粉碎土豪劣绅的阴谋诡计，贫苦农民邓成竹等人连夜将红军烈士的棺木移葬到松涛滚滚的长岭界，周围栽上苍松翠柏。被红军救了命的王康元，每年清明节去烈士墓前祭扫。

　　1972年他担任西中大队党支部书记后，积极倡议并在公社党委的领导下，带领本大队和李家渡的干部群众，整修了烈士墓，在墓前竖起一块烈士纪念碑，刻上“长征烈士之墓”六个大宇，两侧刻有两副对联，一副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另一副是“继承先烈志，永作革命人”。洞口县委和县政府已将烈士墓做为全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几十年来，干部、工人、农民、学生经常去墓前瞻仰、凭吊学习先烈精神，继承先烈遗志，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做贡献。

　　讨还血泪债旧社会的广大农民，饱受土豪劣绅的压迫和剥削，挣扎在死亡线上。红军打击土豪劣绅，为贫苦农民求解放，因而得到他们的真诚拥护。岩山乡沙坊院子有个土豪叫付升庭，长有一脸麻子，为人专横残忍，欺压穷人，群众都叫他升麻子。他的五个儿子个个凶残如虎，群众称他们是“五老虎”。

　　1931年，升庭麻子准备修新屋，找来新化方师傅给他烧砖瓦。可怜方师傅辛辛苦苦一场，不但未得分文工钱，还要倒贴伙食。一气之下他推倒砖瓦垛子，满腹怨恨回新化去了。

　　1935年，他参加了红军。12月19日，部队在岩山宿营，他把当年在付家的遭遇和当地农民受付家欺压的情况，向部队首长做了汇报，首长同意他带三名战士去找升麻子算帐。他们操小路走到沙坊院子，把正准备逃跑的升庭麻子抓祝附近群众听说红军抓住了作恶多端的升麻子，喜得奔走相告，纷纷向红军首长揭发升麻于的罪恶。首长派出一位战士领着贫苦农民到升麻子家里，打开了付家的粮仓，把粮食分给了群众。

　　第二天红军离开岩山时，把升麻子押到绥宁县李熙桥处决。红军第六军团在石江处决了一贯包揽诉讼、敲榨勒索的王文祥；镇压了高沙镇街上被称为“三王五霸”之一的大恶霸、土匪袁宽：将石背乡的土豪财主尹成哉、花园乡罪大恶极的邓星芳、拒绝给红军派粮的反动保长邓陈卓三人，押到绥宁县武阳处决。

　　广大群众拍手称快，感谢红军为自己伸了冤，讨还了血泪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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