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包子的励志故事

时间:2020-11-17 15:55:23 励志故事 我要投稿

关于土包子的励志故事

  土包子的励志故事

关于土包子的励志故事

  1985年8月下旬,高考放榜,我收到了人民大学哲学系的录取通知书。

  宴请的酒席已经摆过,转户口等手续已经办完,甚至,父亲都已经为我准备好了一些全国粮票。

  不过,还未到开学时间,我自然还得帮着家里干活。

  某一天,我一早便把背心搭在荷叶上,光着背,赤着脚,穿着大裤衩——彼时乡下夏日没条件讲究,大裤衩既外穿,也是内裤——在村后自家的藕地里摸藕。

  摸藕有技术,什么样的叶子下面才长藕,一般人是不知道的,但于我而言,一看就知该从何入手。不过,摸藕最大的问题是,时间长了,手指生疼,而且污泥浸染指甲后,指甲颜色会黑很久,怎么打肥皂抹洗衣粉,都洗不掉,多少天后才能恢复本色。

  所以,种藕是很苦的活儿,即便是在乡下,许多人也不愿意种。

  我正弯着腰躲在大荷叶下费力地摸藕时,听闻田边有人叫唤。

  直起腰,抬头一看,是我堂婶喊我,堂婶边上站着跟我同班的俩同学,陈同学和蒋同学。

  陈蒋二位同学当年高考考的都是外语类,他俩分别被北京外国语学院和广州外国语学院录取了,陈的高考分数比我还高,那几日还在中学做口语强化训练。

  我见到他们,自然高兴,顺手抹掉手上的污泥,跨上田埂,问他们怎么有空跑我家来了。

  他们说,是学校蒋校长让他们来我家,请我去学校给1986届文科班的师弟师妹们“传经送宝”,讲讲学习和高考经验的。

  蒋校长彼时是前黄中学副校长,我上初一时他便是副校长。

  我说,我哪有什么经验啊,除了下苦功,也就瞎猫碰到个死老鼠而已。

  但俩哥们儿不依不饶,不停催促我。

  我在河边洗脚洗手时,还在不停地推脱。

  待我洗干净手脚,同学便不由分说,把背心给我套上,推着我回到村里,跟我祖父母说了句,我们走啦,便把我摁上陈同学的自行车后座,径自往学校而去。他们全然不顾我还光着脚板穿的是大裤衩!

  无奈之下,我光着脚跟着他们走进了校园——彼时乡下光脚不稀罕,不过,光脚进校园的还是比较少见的,像我这样拿到了人民大学录取通知书的人光脚进学校,还穿一大裤衩,更是罕见。

  不过,我的师长倒不会因为我这身打扮批评我,师长们大多是本乡本土的,早已见多不怪了。蒋校长批评我的是另一个问题,他说,刚考上大学,让你来给下一届学弟学妹们讲讲学习经验,你就摆架子,推三阻四的,这么快就忘本了?

  我赶紧报告说,忘本是万万不敢的,考上大学,除了下死功夫,全是碰运气,也没什么可讲的,不敢来讲,怕误人子弟。

  我这话绝对不是推脱,而是由衷之言。

  像我这般脑袋不灵光的家伙,除了不怕苦,知道笨鸟先飞,肯下功夫,也实在没啥了。多年后我同班的顾同学——他如今也是武进名师,跟我聊起,说当年我奶奶跟他父母说我高中时复习之苦,蚊子太多,把双脚放在瓮头里以防蚊子,摇着扇子读书。这也算是一个我苦读的侧面例证了。其实这也夸张了。我当时听闻后,哈哈一笑,跟顾同学说,古有凿壁偷光囊萤夜读之美谈,今有朱学东双脚入瓮防蚊苦读之传奇了。自然,这是玩笑。不过,我们当年读书还真是下了苦功夫的。

  蒋校长不管我如何辩白,反正来了,就得进教室去讲,陈同学他们都已传过经送过宝了。

  我硬着头皮进了教室,就我这一身打扮,全无神圣庄严气象,一点不像刚中举的人,学弟学妹们中有一些人跟我也相熟,看我这副行头,忍俊不禁。

  我站在讲台上,满是慌张。面对人多的场合,我向来怯阵,如今仍是。但箭在弦上,只得磕磕巴巴地跟师弟师妹们讲述了自己的努力,以及学习的方法,尤其是历史——我可是当年江苏省单科最高分。

  好不容易讲完,已是满头大汗。

  中午蒋校长在食堂请我们几个同学吃饭。一位同学边吃边跟我说,朱学东,你肩膀和背上的泥巴还没洗掉呢!

  2009年,前黄中学70周年校庆,我给已经退休了的蒋校长敬酒,蒋校长笑着跟满桌我的师长回忆当年我去给学弟学妹们介绍经验的那件事,蒋校长仍然开玩笑批评我“摆架子”。

  2013年夏天,高考正酣时,我在北京组了一个酒局,十来个人,大多是我中学同班同届或前后届的校友。陈同学也在座。

  聊及正在进行的高考,回忆当年我们高考时的故事,大家各有感慨。一位低我一届的师弟——也是我人民大学的师弟,如今在国家某重要岗位任职——端起酒杯对着我,跟大家说,我要好好敬朱学东一杯,当年他光着脚、穿着大裤衩、身上沾着泥巴给我们讲如何复习如何参加高考,讲的内容是不是给了我帮助,我记不得了,不过,就他那形象,已经大大鼓励了我们班的同学,大家都说,像朱学东那样满身都是泥巴的土包子都能考上人民大学,我们加把劲,也行了!我就是被朱学东激励,最后意外考上中国人民大学的!

  哈哈,原来如此。这不就是一出土包子的励志故事么!

  买房记

  至今我参加工作已经20多年了,我的住房和购房史,可作为观照中国人住房和房地产市场的一个缩影,也可以成为理解那句近乎玩笑的“坚持搞好房地产市场调控不动摇,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势头”的一个小小的注脚。

  我大学毕业后在北京的生活是从住集体宿舍开始的,结婚时在北京大兴黄村的郊区租了农民两间狭窄的平房当婚房。工作5年后,我终于在大兴黄村分到一套不到60平方米的小两居,这才算有了自己的可以稍微认真布置一下的家。

  虽然按分数排,我还是可以排到,但为了保险起见,太座瞒着我给单位负责分房的人送了两瓶醉流霞或是京都。总之,我算顺利地分到了自己在北京的第一套房。

  后来我转到北京市区工作,两口子都在城里上班,其时公交尚不发达,来回奔波,耗尽心力。我对在北京市区拥有一套房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后来我和太座在寒冷的冬天,占用了大舅哥的一间平房,暂栖于崇文门附近的胡同。

  因为工作关系,单位给我在附近安排了一间宿舍,是平房顶上用铁皮搭建的临时建筑,正好可以放得下两张单人床。冬天之寒冷,自不用说,楼上一敲门,全楼都听得到,更是让人苦恼。

  但毕竟离单位近,偶尔,我和太座也会借此歇脚。

  终于,我们等到了单位分房,我分了套小两居的旧房子,不到70平方米,地段很好。我把第一个单位分给我的在大兴的房子退还给原单位,彻底解除了与原单位的关系。

  无论如何,我内心深处都很感谢那套黄村的房子,它是我在北京住过的第一套楼房,给过我许多温暖和快乐。

  住在城里楼房的日子,免了来回奔波,我也算过上了当年考大学时梦寐以求的生活。

  分这套房子的时候,也是公房改革开始的时候,按照有关要求,我们以低廉的价格买下了它。虽然这价格今天看来非常之低廉,但我们还是按照首付一部分,剩余的用分期付款的方式支付。

  至此,我在北京工作已快10年了。

  后来我又离开了这个单位,有了孩子,老人帮着带孩子,家里就愈显局促了。

  其时我认识了一个老乡,当年他做了一个很有名的二手房公司。他一直认为房价会下跌,当然,政府也是这样说的。正是在他们的影响下,当然,也跟我们没实力有关,我们一直没有考虑换套房。不过,我后来才知道,从投资和自用的角度看,我们错过了北京房地产价格的最低点。

  我认识的一些人,那时借钱买了房,就靠这房,后来他们的物质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

  而我听了“房地产业名家”的话,继续带着全家居住在那套小房子里,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

  太座的抱怨越来越多,我们也去看房了。不过,我对房价有些瞠目。比如我现在住的房子,当年看时,是期房,3700多一平方米,首付20余万。好家伙,我一个拿工资的,旧房贷刚还完,哪拿得出这笔首付来啊!我断然摇头拒绝。

  后来我辞去了公职,去了一个商业性机构,工资第一次超过了我家太座,上了5位数,太座再提购房之事,其时房价已经比原来高了许多。出于对自己未来的信心,我同意再买套房。找人商量来商量去,心里盘算来盘算去,决定买套离岳父家近些、面积大一些的二手房,也可方便互相照顾。

  托中介在我们认可的地方寻摸,看了许多地方后,太座看中了一套房,位置就在我们当年看过而我付不出首付的楼盘,不过,已是二手。对方开价其实不高,不过,首付还是吓住了我。我不同意,觉得一旦买了这房,生活压力太大了。

  太座看我犹豫,有些不高兴。我气哼哼地走了。正在单位开会时,接到太座短信,说签了。我顿感血往上冲,从会议室出来,就跟太座发脾气:“我怎么能付得起这笔钱呢!”

  太座也不高兴,说:“不用你管,你的任务就是签字,钱我自己去筹。”

  结果,太座把家里所有的存款搜罗出来,又分别跟我弟弟、我同学和一个堂侄女借了些钱,把首付给付了!

  搬进去后,我再也没嘀咕什么。没过几个月,北京的房价就像坐了火箭一般,噌地又上了一个大台阶。

  从此,我在家里再也抬不起头来。

  我去广州工作后,太座辞了工作,在家专职照看孩子。同学朋友聚会,聊起房子的事,几乎都成了我太座和她闺密们对我的批斗会,说这几年她在家带孩子,可这套房子,给你省了多少钱,又挣了多少钱!别以为你多读几本书当个总编就怎么着,要真听了你的,你还挤在东直门那间破房呢,哼哼……

  我只能默默无语,同时交出当家做主的权力。

  2009年,因为一些特别的情况,我把原来购买的公房卖掉了,价格正好在一个波段的中间。当时也都在说房地产价格到顶了,又是那么好的位置,出租的价格都还比较便宜。

  我办理卖房手续的时候,正好赶上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要求遏制部分城市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的势头。

  不幸的是,我刚把它卖掉,过了春节没多久,房子的价格又往上直蹿,之后再也没有回过头。

  我一直用当年购房的价格来安慰自己,免得自己后悔。

  每年春节我们都回老家过,老家父母住的房子宽敞空旷,但冬天寒冷,夏天闷热,蚊虫多。虽然改造也费了些心思,但在北京生活惯了的太座和丫头还是不习惯。住宾馆,我又不同意。太座与我商议在老家买套房,但我顾虑父母的感受,不同意。

  高考作文素材

  苦难是一种营养

  □陋 岩

  海南有椰子树,云南的气候与海南差不多,有人就将海南的椰子树移植了过去。椰子树在云南长势喜人,云南人以为这下子可以喝到新鲜的椰子汁,吃到新鲜的椰子肉了。然而,事实让云南人失望了。海南的椰子树在云南只长个头,不结果,真把云南人急坏了。

  聪明的云南人,没有对椰子树置之不理,更没有用斧头把椰子树砍掉,而是请来了专家,为椰子树的“不孕症”进行诊断。专家对生长在云南的椰子树诊断后,说椰子树不结果,是因为缺少一种特殊的营养。云南人说我们什么肥料都上过了啊!椰子树不可能缺营养。专家笑了,说:“椰子树只有先‘吃够苦’,才能结出甜果子来。”云南人听了如坠云里雾里,这椰子树又不是人,吃什么苦啊!专家接下来的行动,更让云南人大跌眼镜。专家在每棵椰子树的根部,都浇上了又咸又苦的盐水。第二年,云南人就吃到了家乡的椰子。

  原来,海南四面环海,土壤中含着盐分。椰子树是因为“吃”上又苦又咸的盐,才结出了又香又甜的椰子。而云南的土壤中不含盐,椰子树没有吃上“苦”,反而颗粒无收。

  人如椰子树,人是会移动的椰子树,人是会说会笑有思想有感情的椰子树。纵观那些成名成家结出“果子”的人,有几个不是吃苦耐劳,在苦难中长大,并成就了伟大事业的。

  苦难是一种营养,饱含钙质,让我们学会坚强;苦难是一种营养,饱含活力,让我们在风雨闪电中茁壮成长;苦难是一种营养,饱含动力,让我们踏平坎坷昂扬向上。

  《大江晚报》

  适用话题:磨练、坚强、成长

  纵身一跃上火车

  □王吴军

  美国著名喜剧演员戴维·布鲁纳未成名前,在德国的一座小城服兵役。当时,布鲁纳常常利用假期的时间到欧洲旅游,以此来开阔眼界,增长见识。

  有一天清晨,布鲁纳买好了去罗马的火车票,刚刚走进站台上,就看见他要乘坐的那列火车已经在慢慢启动了。布鲁纳一看火车要开走了,心中非常着急,假如坐不上这列火车,他不仅白白花钱买了火车票,而且,他还要等上一天才能坐上相同的火车。

  布鲁纳急忙朝火车飞奔过去。

  跑到缓缓开动的火车跟前,布鲁纳看到火车的最后一节车厢的门口站着一个男人,这个男人看到提着行李想要上车的布鲁纳,就打手势让布鲁纳把行李递给他。布鲁纳来不及多想,就把自己的行李递上去了。

  这时,火车开始加速。布鲁纳越来越担心,他一边追赶着缓缓启动的火车,一边看着火车上的那个男人,只见那个男人正皮笑肉不笑地看着自己。

  布鲁纳知道,假如自己上不去这列火车的话,他的行李就是那个男人的了。

  情急之下,布鲁纳不管三七二十一,他一把抓住了火车上的栏杆,使劲纵身一跃,竟然跳上了火车上最低的那一层跳板。

  布鲁纳成功了,他纵身一跃,跳上了已经开动的火车,不仅保住了自己的行李,还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

  后来,布鲁纳说:“纵身一跃上火车的经历让我明白了,在生活中,有时候极其糟糕的情况反而会给你一种有力的帮助,使你敢于纵身一跃,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到达成功的彼岸。”

  身处困境中的时候,往往就需要纵身一跃的决断和勇气。

  适用话题:决断、勇气

  成功的秘诀

  □曾亚平

  一个年轻人问苏格拉底,成功的秘诀是什么。苏格拉底思考了片刻对年轻人说,第二天早晨去河边找他,他会告诉他答案。第二天一早,年轻人来到河边。苏格拉底没有多说什么,拉着他一起向河里走。河水没过了他们的膝盖、腰、胸口,他们一直都没停下来。直到当河水没到脖子时,苏格拉底趁年轻人没有注意,一下子把他推入水中。年轻人拼命挣扎,但身材弱小的他抵不过苏格拉底的力气,一直被按在水里。挣扎了好久,苏格拉底才把他的头拉出水面。

  苏格拉底拉着年轻人回到岸边,年轻人回过神来不解地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苏格拉底说:“这就是成功的秘诀。当你渴望成功就像你渴望空气那样强烈时,你就会成功。”

  一位有名的科学家功成名就时曾被人问起何时知道自己将会成功。他说:“当我还穷困潦倒必须睡在公园的长椅上时,我已经知道自己以后会成功。因为我知道,一旦一个人下定决心要功成名就时,就表示他已经向成功迈出了第一步。”

  由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成功需要欲望。欲望越强就越能激发出自己的力量。如果只有成功才能活下来,我们便不会浪费时间去研究如何成功的问题,而是会付诸实践努力实现成功。打个比方说,假如我们身遭不测,与强盗歹徒或者猛兽展开生死搏斗时,只有把他们打倒,我们才能够活命,这时我们不可能再去请拳击教练,唯一能做的就是舍命去拼搏,而这种时候往往会取得胜利。

  当差生爱上了学霸

  1

  这个夏天有点特别。一是我们升入了传说中的魔鬼高三,另一个是,周晓婉空降到了我们班。

  窗外的梧桐树,叶子密匝匝的,让夏天蓬勃得有点眉目传情。有一枝旁逸斜出,把绿意探到窗前。我一伸手,抓着其中的一片,说:“嗨,刘小舟,你看,这叶子多大,像不像你的耳朵?”刘小舟没理我。我一回头,他正朝我挤眉弄眼,这是发哪门子神经呢?我再一回头,立刻魂飞魄散——什么时候,班主任竟然不声不响地进来了?

  “唐正东,这位是周晓婉同学,从省城转来的,让她跟你坐一桌吧。”

  我故作矜持,没同意,也没反对。在眼睛的余光里,周晓婉一袭白裙,身姿绰约,真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我三下五除二,把她的桌子收拾了一下,说:“欢迎你,新同学。”

  我依旧矜持着,没笑。我才不想让她看出我的心花怒放来呢。

  2

  其实,学文科挺没意思的,一天到晚背呀背,史地政老师的脸,一天到晚阴沉着。

  “你不能那么背。”有一天,我正眉间峰峦如聚波涛如怒表情痛苦地背着历史,耳间,听得周晓婉轻轻一声断喝。我赶紧驱峰峦散波涛,洗耳恭听。周晓婉翻出一道历史题来,大意是某朝代的书画家喜欢把题款写在树丛石缝间,某朝代画家喜欢留白,某朝代书画家又喜欢把整幅画面画满,然后问这样的现象反映了什么。

  我一下子抓耳挠腮。说实在的,历史书上并没有这些。周晓婉说,高考文综题考得很活,理解其实比背更重要。周晓婉说这番话的时候,神情依旧很严肃,像是说给我,又像是说给她自己。我发现,那一刻,我听得虔诚而认真。

  拨云见日吗?不是。醍醐灌顶吗?也不是。我只是隐约觉得,空降到我身边的人,不是简单来和我坐同桌的,而是来拯救我的。

  初来乍到,我轻易不敢打扰周晓婉。来了快一个星期了,我只主动问过她一句话:“你喜欢周杰伦的'歌吗?”她摇摇头,说:“我喜欢听许嵩的歌。”

  “哇,真是哥们儿,我也喜欢听许嵩的!”我喊了一嗓子,并和她击了一下掌。

  当然了,这一切,都是我在心里,悄悄进行的。

  3

  听班主任说,周晓婉是复读生。高考成绩超本一线30多分,因为去不了理想的学校,所以选择了复读。

  原来是学姐呀,前辈啊。全班同学顿时对她刮目相看。

  窗外,蝉声密集,把夏天的闷热织得愈加密不透风。若放在平时,我早推开汉唐,掀翻宋元明清,寻觅蝉的踪影去了。现在,我不敢。

  因为有这样一位凛然不可侵犯的同桌,一直和我玩的死党刘小舟,也很少主动找我玩了。刘小舟嬉皮笑脸地说:“喂,唐正东,你的同桌不是喜欢听许嵩的歌吗?许嵩有一首歌叫《城府》,你可以问一问她的城府有多深嘛。”

  我说:“滚,一点正经没有。”然后,一转身,给了他一个义愤填膺的背影。刘小舟不会懂,在我心里,周晓婉是不容亵渎的。

  4

  校领导有点神经病,挺好的班,说分就分了。

  秋天刚过完一半,整个文科班伤筋动骨,把阶级兄弟们分得七零八落。我还在原来的班里,只是,周晓婉被分到了另一个班。她和谁坐到一起了呢?

  刘小舟见我伏在桌子上,像一只有气无力的秋虫,过来狠狠一捅我,说:“怎么啦,哥们儿?失魂落魄的。”我没搭理他,换了一个姿势,继续伏在桌子上。

  分班两天了,说实在的,我一点也学不下去。还是刘小舟了解我,迅速为我探来密报,说周晓婉在另一个班单独趴一张桌子,说是她自己要求的。我一激灵坐起来,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响叮当之势抓住刘小舟的脖领子,说:“你小子的话当真?”刘小舟的脸憋得像猪腰子似的,正要向我保证些什么,突然,门口有同学喊了一嗓子:

  “唐正东,有人找你。”

  是周晓婉。她穿着一件红色的外套,站在教室外的长廊上。

  “唐正东。”她叫我,依旧是泉水一样的声音。“这本书应该是你的吧。”她朝我扬了扬手中的书。我看了眼,说是。她浅浅一笑,说:“那天分班的时候太匆忙,混到我的书堆里了,还给你。”

  然后一转身,她走了。

  像是电影里的某个情节,又不全是。我有些沮丧地一屁股坐在自己的座位上,随意地把她还我的书一扔,突然,一张字条从书的缝隙里钻出来,翩然落在地上。

  漂亮的,像欧·亨利的一个结尾。

  5

  周晓婉所在的班就在楼上。

  晚餐的时候,我一般很晚去食堂,拿着饭盆在楼梯口的圆廊里,一圈一圈徘徊。当然,用刘小舟的话说,我做这一切是有预谋的——等着周晓婉下来,一块吃饭去。

  尽管很短的一段路,尽管步履匆匆,我们仍要谈一些事情,比如学习,比如发生在老师身上有趣的故事。我喜欢听她泉水叮咚的声音。

  “对了,上次你在字条上说我三角函数那块薄弱点,这几天,我恶补了,觉得效果不错。”我一边说,一边朝她笑笑,算是表示感谢。她也朝我一笑。她的笑真美,扑闪扑闪的睫毛上,夕照金色的光晕,上下翻腾。

  18岁的选择

  保送,将我从“黑色七月”中救赎出来,还赋予了我一项特权:选择学校及专业。

  那天,我一走进学校办公室,就看见桌上摆着五颜六色的资料。老师笑着用手指了指:“北大所有的文科系,怎么样,挑哪个?”

  “北大?”我摇摇头,“我不上北大。”

  老师的笑容像是突然凝固了,她满脸疑惑:“不上北大你上哪儿?”在人们心目中,只有北大和清华才是胜利者的归属,光荣而神圣。

  拒绝北大,我的理由很简单。我毕业那年是1991年,那年北大和复旦的新生必须在正规军校里军训整整一年。我怕苦,怕累,更怕浪费时间,无论怎么训练,我知道自己绝无可能脱胎换骨。

  于是,我问老师:“除了北大,还有哪个学校哪个专业考分高?”

  “你什么意思啊?”老师更加不解。

  “我要选考分最高的专业。”这么简单的道理,老师为什么不懂啊!

  “考分最高的?”老师想了想,给了我答案,“人大国际金融?”

  “好,就是它了。”

  也许是我的回答太过果断,老师又犹豫了一下,问:“你肯定吗?要不要再考虑考虑?和父母商量一下?”

  “不用商量了,我说了算!”

  短短的10分钟,我斩钉截铁地为自己选择了前途。其实,爸妈的意见并不是我听不进去,而是对于专业和分数,他们远没有其他父母那么在意。

  记得小学五年级,因为换了语文老师,几乎“专写”范文的我作文成绩突然变得时而得优,时而得良。我年纪虽小,却不那么迷信权威,心里总想:也许不是我的问题,根本就是老师的问题呢?

  我爸妈都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又在大学里教文学,因而成了我的首选裁判。他们把我的几篇文章翻过来,覆过去,研究了半天,也没找到小学生的作文标准到底是什么。于是,我爸身体力行,亲自操刀,模仿着孩子的语气替我写了篇作文交上去。没想到,这篇作文竟然得到了我有史以来最差的成绩:中。

  而且,过去的作文即使是“良”,很多精彩的句子下面还会有老师用红钢笔划出的波浪曲线,以示赞许。但是,我爸这篇“习作”发回来时,却是光秃秃的白纸黑字,外加4句红色批语:“中心思想不清晰,立意没有拔高,前后缺少呼应,语言呆板不生动。”

  对这唯一的一个“中”和4句全面否定的评语,爸妈和我至今仍百思不得其解。一个专门从事文学评论的大学教授,怎么写出的文章竟然过不了小学老师这一关?

  从那以后,对分数、对成绩,爸妈有了全新的看法。对我来说,这无疑是一种福分。它让我可以自由地读书,自由地选择。

  18岁的我,以为金融就是和银行有关,银行就是和取钱存钱有关。至于国际金融,我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也不想知道它是什么,它是什么对我来说都无所谓,因为我的标准简单而“专横”:考分最高的专业一定是最好的,既然我的分数不比别人低,别人能学的,我也要学!

  凭借这样好胜而又从众的心理,我鬼使神差地走进了金融的大门。在日后的很多年里,金融不仅成为了我的职业,而且几乎成为了我生活的全部。

  2005年,我终于又回到北京工作,上班的凤凰会馆就在人大附中旁边。

  14年过去了,我竟然又回到同样的地方。

  在会馆附近的小路上,我时常会看到穿着校服、一脸天真烂漫的学弟学妹们。站在办公室里,我也常会透过玻璃窗,凝望人大附中的操场、花园、教学楼。恍惚间,我仿佛又看到了十七八岁的自己,和同学们在校园里嘻嘻哈哈:

  “昨天看见咱们校队踢球了吗?蓝天射门的时候,太帅了!”

  “知道吗?小威那家伙,保送清华了!”

  “齐秦那盘《大约在冬季》听完了吗?听完借我翻一盘。”

  ……

  如果可能,我愿意自己永远17岁。

  跑调的高三

  刚读高三那年,班里转来一个叫木根的男生。人如其名,笨拙、木讷,一脸跟庄稼活情同手足与大学却毫不相干的农民样。据小道消息说,他已经在高三的前线上与敌拼杀两年了,却依然没有丝毫能将制高点拿下的迹象。

  那一年,总感觉同学之间突然变得有几分的微妙和冷漠,明明是一分一秒地都较着劲,脸上,却故意挂上种无所谓的轻松。彼此的分数和名次像是国家机密,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却费尽心机地想打听到别人的。在这样压抑的气氛里学习长了,人便得了一种被老师们称为高考综合症的病:胸闷、头晕、烦躁,莫名地想发火把某个人狠狠地教训一顿。

  日子便这样在无声的厮杀中滑过,很快便到了高中时代的最后一个新年晚会。尽管电视广播里处处弥漫着新年的气息,文娱班长也多次鼓动大家为这最后一场的晚会献艺,但是在一切为高考让路的信念面前,却没有几个人肯真心实意地去准备什么节目。最后文娱委员急了,请来班主任,命令大家晚会上必须每人出一个节目,否则便取消半天的假期。

  晚会终于勉强搭起了台,简陋得很,既没有往昔花花绿绿的气球和彩灯,节目单上,除了文娱委员演的一个老掉牙的单口相声,也清一色的全是“独唱”。

  晚会有些死气沉沉的。直到主持人报出木根的名字时,大家才将好奇又新鲜的视线,“唰”地一下转到他的身上。

  木根像是一株秋天里的高粱,脸黑红黑红的,只是身材却是矮矮壮壮的。在别人的窃窃私语里,木根张了好几次嘴,却什么声音也没发出来,两分钟后,他终于“啊”地一下高声吼了出来。起初,我们还很吃惊,想这家伙平日里不近影视,倒还会来个让全班都陌生的歌。

  只到他快唱完了的时候,忽然有人嚷了一声:他唱的是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耶!这么一惊醒,我们才意识到他是把这首歌完完全全地唱走调了!而且跑调的幅度可以创世界吉尼斯纪录了!打个比方:就是把《好汉歌》唱成了《很爱很爱你》的调子,这样滑稽的唱法真是让全班同学大开了眼界。有人已经开始在下面小声笑开了,大多数同学则是低下头去,装作揉眼或是弯腰捡什么东西。但是每一个人都清楚,笑,马上就要滚滚而出了。

  歌,终于结束了。从没有过的掌声,雷鸣般地响起,震得人头皮发麻,借着这掌声的掩护,有人笑得不住地咳嗽,而我们亲爱的文娱委员,则很体贴地搬出了她的单口相声,只说了第一句,台下的人就全都笑爆了,有人竟然笑得“扑通”一声滑到了地上,眼泪,也哗哗地流出来了。

  可是,这样的一笑,却是做了晚会的兴奋剂,一下子将气氛推向了高潮。而我们的木根,则坐在喧哗教室的一角,红着脸轻轻地问他的同桌:“我唱得……还行吧?”这一句,却引来了异口同声的一句回答:“木根,你唱得太棒啦!”说完,又是一阵哈哈大笑!

  笑,真的是世界上最好的灵丹妙药,有了它,所有的忧愁、嫉妒、不安,便“哗”地一下,消失得一干二净。我们在这样一场因为木根而一下子在记忆里刻骨铭心的晚会过后,才突然地意识到:分手,而不是高考,已经呼啸着来到了。所有的猜疑、不快,也该到了烟消云散的时候了。精美的留言册,像迟到的小学生似的,在我们这最后一同走过的路上,气喘吁吁地传起来。

  而我们的木根却从没有意识到,他给我们带来的,除了笑声,还有日渐浓厚的真情。他只是深深地记住了那句“你唱得太棒啦”,信心百倍地一举拿下了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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